更新时间：1970-01-01 08:00:00
遵义会议召开当天，各团部负责人陆续赶到会场，考虑到王稼祥身体尚未痊愈，工作人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张躺椅，方便他参会。众人依次落座，李德最后一个走进会场，只能独自坐到角落的位置。博古作为会议主持，首先公布了当日的会议议程，邀请各方代表共同梳理当前的革命情势——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、人心不齐，恰恰给红军留下了可以争取的有利空间。
随后博古拿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总结报告，言语间满是愧疚，坦言堡垒对堡垒的战术没能得到有效执行，让无数同志白白付出了生命。可这份报告通篇只强调客观困难，对核心决策失误避重就轻，立刻引来在场众人的斥责，大家质问他当初明明有更贴合实际的作战路线，为何执意不肯采纳，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牺牲。
周恩来主动站起身发言，直指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根源是战略层面的严重错误：国民党采用层层压缩的堡垒战术，红军却硬要执行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方针，和装备实力远胜于己的敌人打阵地堡垒战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李德当场反驳，认为众人是在针对自己进行无端批判。周恩来冷静解释，作为“三人团”的核心成员之一，他清楚战略决策的偏差必须有人直面承担，自己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审判，只为给牺牲的将士一个公正的交代。
王稼祥当即表态认可周恩来的发言，直言博古的总结明显是在推卸责任、刻意包庇。在场所有人纷纷附和王稼祥的观点，博古还想替李德辩解，却被众人指出他从始至终都在回避自身的判断失误。洛甫拿出自己提前准备好的报告，当众点明“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”，直指博古的指挥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，用空洞的理论盲目指导作战，本质上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。博古心里清楚，这是所有人都不肯放过他的指挥失误，可事实摆在眼前，他无力反驳。洛甫继续往下说，斥责当时的领导层完全听不进M泽东提出的灵活作战思路，拿着无数红军战士的性命做赌注。
李德勉强接受大家的批评，却仍强调自己是苏联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，受过专业系统的军事培训，战术理念是国际化的，原本完全具备可行性，是红军将士没有严格执行到位才导致失败。M泽东当场反问，这套军事理论放在西方战场或许适用，但脚下的土地是中国，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，绝不能生搬硬套。他拿出这几年每一场战役的伤亡统计，说起湘江边上那些为了参军特意踮脚、生怕身高不够的半大孩子，最终几乎全部惨烈牺牲，还有他看着长大的春伢子，被俘后硬生生扯断自己的肠子也不肯落入敌手。这些年轻生命的逝去，绝不会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想要看到的结果，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强调实践，在中国搞革命，最核心的就是实事求是。
与此同时远在江西南昌行营，蒋介石为庆祝新生活运动开展一周年，也希望国际能看到中国人全新面貌，特意撰写了一份报告，读给宋美龄听，宋美龄听完当场指出了文中几处措辞的不妥之处。另一边上海的寓所里，鲁迅正和萧军讨论文学，两人一致认为，想要让这片土地彻底迎来新生，离不开手中这支支醒世的笔。遵义会议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，M泽东系统梳理了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全过程，点明即便敌我兵力悬殊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惨败也绝非偶然，主观层面的错误可以明确归纳为三个阶段：进攻中的冒险主义、防御中的保守主义、退却中的逃跑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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